2019-12-30 11:09:11 阅读:4993
摘要:作为中国甜菜制糖业的鼻祖,阿什河糖厂以近百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糖业史上的传奇。另一方面,世界糖品需求疲软,战后各国均出现了通货贬值现象,国民购买力下降。糖价骤落,糖商破产,引起了世界糖业界的恐慌。阿什河糖厂的产量也有了明显下降:从1919年的1261吨,下降到1920年的557吨。苏联红军进驻阿城,赶走了日本人,留下了犹太人,接管了糖厂并临时托给秋林公司代管。

黄金海岸下载了不能注册咋办 阿城糖厂:从“中国最大”到“第一破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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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的阿什河糖厂

在阿城区东部的阿什河西岸,有一群别致的小房子,它们看上去年久失修,被杂草包围,星星点点的几家住户改变不了这里的萧条和落寞。可是这里曾经很热闹。作为中国甜菜制糖业的鼻祖,阿什河糖厂以近百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糖业史上的传奇。

阿城和甜菜,天时地利的缘分

1904年2月,日俄战争爆发了。一名叫格拉吐斯的波兰士兵负伤了,留在阿什河附近养伤期间,他发现这个地方的气候、土壤很适合种植甜菜,作为一名制糖商人的儿子,他知道商机来了。他从波兰取来种子进行试种。当时的中国农民对此也很好奇,给这种酷似萝卜的植物取了一个东北味十足的名字——甜菜疙瘩。不出格拉吐斯所料,试种果然很成功,于是格拉吐斯向父亲——俄属波兰留布林制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议:在阿什河畔建个糖厂吧。父亲接纳了这个建议,投资60万,交由一个叫柴瓦德夫的波兰商人办厂,请来自波兰的工程师拉辛斯基担任总办。他们把厂址选在了中东铁路附近的阿什河西岸,距离阿城火车站南500多米的地方。3年后,厂区落成,总占地147700平方米,建成两层楼房4座,砖瓦房2处,共计62间。1908年11月,柴瓦德夫注册100万卢布,公司采用股份制模式,由俄国沙皇赦令批准成立“阿什河精制糖股份公司”,公司的其他职员多半是波兰人,从事化学技师、农业技师、机械技师的工作,工人是中国人,忙时达400人,检修期间雇佣50名-80名中国工人。根据清朝宣统二年出版的《宾州府政书》的记载,公司在试运行时,中国工人拿的是定薪,而外国员工则没有固定的薪水,一年后赚了钱,才开始根据每个人工作的难度大小定了薪水多少。这份政书还记载了当时糖厂的生产经营情况:从附近农民那收来甜菜,成本是一布袋300文。制作流程是把甜菜放入锅中熬约12个小时,在锅内放上冷度表,熬到六七十度糖便做好了。

公司从波兰、德国、俄国购入一整套制糖设备,每天可处理甜菜近200吨。工厂只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1月、2月作业,生产的角砂糖主要销往西伯利亚,精白糖销往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,比其他货物运费减半,公司每月纳营业税100卢布。

不过,世界糖品市场的乐观局面所持续时间并不长。1920年10月份起,世界糖价急剧下跌,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:一是战后不久,以德国甜菜糖为主的欧洲糖业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,满足欧洲各国糖品需要;印度、爪哇、古巴等地的糖业规模也进一步扩大,世界糖品供应日渐充沛。另一方面,世界糖品需求疲软,战后各国均出现了通货贬值现象,国民购买力下降。糖价骤落,糖商破产,引起了世界糖业界的恐慌。阿什河糖厂的产量也有了明显下降:从1919年的1261吨,下降到1920年的557吨。

1923年,由于生产和经营情况不佳,留布林公司将糖厂卖给法国人经营的松花江制粉厂,柴瓦德夫仅管糖厂生产。3年后柴瓦德夫也回波兰了,糖厂全部转由松花江制粉厂的法籍犹太人喀干支配。1928年,由于债权问题,糖厂转移给美国花旗银行。1931年花旗银行以每年1万元的租赁费租给原糖厂总工程师——美籍犹太人捷科曼,租期3年。从1916年-1925年,大约使用15万吨甜菜,每年平均生产出砂糖1700吨。

一位特殊“老工人”的回忆

采访中,很多糖厂老职工都向本报记者提到了“吴运兴”这个名字。他与糖厂渊源颇深。从旧社会的工人到新中国的厂长,吴运兴在厂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,见证了糖厂的几十年的风雨变迁。

1933年,吴运兴进入糖厂做工。此时东北正笼罩在伪满统治的阴云里。1931年9·18事变时,糖厂停产,一年后美国人崔克满以80万日金从花旗银行将该厂赎出,改名“崔克满糖庄”,恢复了生产。可是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,不断排挤其他国家的在华资本。1933年开始,崔克满被迫卖出股份与日本糖商高津久左卫门合营,又过了一年,日本人买下了糖厂,改名“北满制糖株式会社”,资金200万元,社长正是高津久左卫门。日本人接手后,增加了生产时间,并凭借日伪在东北的统治力量,组织分散的农民签订甜菜生产合同。甜菜种植面积占到了阿城可耕地的4%。

日本人在糖业生产上很有经验,在国内外市场都很强势,接手后糖厂产量一度有起色,可是中国人的日子却更难过了。吴运兴回忆说:“厂里有犹太人、日本人和中国人。100多名中国人都是临时工,生产时就进厂,停产时就清出厂。那时在糖厂干活的人很艰苦,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上一件衣服,人们在车间干活时不穿衣服,光着屁股,腰间扎着个麻袋片。”外国人对中国人管的很严,怕中国人偷东西定了很严的制度。吴运兴还记得,一位老工人的儿子在酒精车间干活,日本人赖他偷酒精,把他打入水牢,白天放出来背铁,背不动就打,最后死在水牢。

由于日本人的排斥,崔克满逐渐失去经营权。

波兰老乡一度买回股权

1945年8月,阿城解放了。苏联红军进驻阿城,赶走了日本人,留下了犹太人,接管了糖厂并临时托给秋林公司代管。可是日本人并不死心。吴运兴记得,一天晚上,几个日本人打算对红军行刺,结果当场就被红军枪毙了。

11月,苏联红军将日本人的股份折合成伪币170万日金,卖给波兰在哈尔滨的私人资本企业老巴夺经营,一位苏联工程师担任了厂长。1946年10月,松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了糖厂。1947年3月,省政府对糖厂追加投资,改名为“松江制糖厂”,成立董事会,董事长是省政府主席冯仲云。1950年,省政府以300亿退换老巴夺股份,糖厂改制为国营企业,改名为“松江省地方国营阿城糖厂”。

从辉煌到破产,童年的记忆永远甜蜜

糖厂的一个创举是建起了索道空中吊斗运输。为了解决甜菜渣子倾倒造成的市容问题,上世纪50年代,国家在18米的高空建立了一组850米的架空输送索道,横跨厂区东部和阿什河到达渣子场,是我国制糖行业惟一应用于生产的架空索道。解决了过去用手推车经过天桥到渣子场所带来的劳动强度大、费用高、不安全的问题。

据了解,从二十世纪初建厂到1990年,阿城糖厂在8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稳居全国“糖老大”的交椅。“计划经济”年代,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糖厂进行改造,到80年代中期,年生产能力达白糖3.4万吨、酒精3000吨。全厂职工2300多人。

一位糖厂老职工告诉记者:“我小时候院里住着几个外国人,有一个还跟我握过手,记得当初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,领的牛奶是我们的两倍。”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:“那些洋房可暖和了,冬天不烧火都不冷。”当地人告诉记者:“你到糖厂旧址那就能看见明白的人,总有老职工回去怀旧的。”果然,刚一到糖厂的旧址群,就有两位女士把记者误认为老邻居:“你也是回来怀旧的?”这两位女士都已经退休,在糖厂大院出生、长大,对这里感情深厚。“我们都搬到市里去了,可是有时间就想回来看看,我家就住中间那个楼!这个楼冬暖夏凉,住着非常舒服。那时候可真好!你看那堆破石头,原来都是很漂亮的石雕,你看那边那个垃圾场,原来是个灯光球场,这片空地到处都是鲜花盛开,我们小孩就围着这里玩,可开心了。那几棵树当年还是小树苗,现在都长这么高了。”当年糖厂待遇也很好,职工生活很惬意。

两位女士回忆说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糖厂的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。“农民不愿意种甜菜了,不挣钱。”这位女士遗憾的说。再加上国企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不适应,糖厂的维系越来越困难。

这个中国第一家甜菜制糖厂,开创了另一项全国第一,只是这个第一有点令人忧伤: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大型国企。1998年11月12日,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,黑龙江阿城糖厂正式破产。经清算,企业负债总额为85429万元,资产负债率达到280%。

破产之后,糖厂职工继续住在宿舍楼里,直到几年后这里动迁。一位老职工告诉记者,离老宿舍不远的地方,有几栋红楼是上世纪80年代初盖的家属区。

“总有老糖厂的人回来看这些楼。前阵子波兰大使馆来参观了,没进楼,就是绕着楼逛了一圈,就走了。”一位负责看管这组楼群的工作人员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碰了一下老楼的墙体,红色的砖灰扑簌簌的掉下来。“前几年来过一个建筑专家,研究这楼的维修问题,说这些已经酥了的砖,得用一种德国进口的胶来粘,才能做出保持原貌的效果。”

昔日的花园,如今是菜地,留守居民在园子里淡定的翻土,周围一片安静,矗立百年的楼群,落魄、无言却依旧骄傲。

(本文部分内容引自1985年版《阿城文史资料》和2016年版《阿城纪事》)(王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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